[我城是非] 兩城一線

[我城是非] 兩城一線

週三上午十一點,我從山下匆匆搭上小巴,大步流星趕到人文館,喘著粗氣進了课室。這是二十個人的課,大家圍著會議室的桌子團團而坐。培哥看著我,驚訝地說:“咦,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我出發的地方是深圳的某個考場。九點四十分我剛剛考完雅思口語,本來以為自己能趕上十點半的課,不巧出了考場后路上堵車,下了車又看到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子自己蹲在路邊,我陪在她身邊等來父母:要不是這一陣浪費,我完全可以在一個小時內穿過車流、走過深圳河,再搭上返回大學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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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內地生來說,深圳和香港就只是一線之隔,關口之間,渾濁的深圳河將兩個城市隔開,行走著跨越這條河,只要不到一分鐘;而跨越河流之後,兩地也有不少交通線路任君選擇,就像走下一趟地鐵再搭上另一趟,跟著人流,輕輕鬆鬆三分钟。

如果說我是因為常常來往兩地而輕車熟路,那麼從羅湖開往香港的地鐵上,這種感受更加明顯。就在我剛才坐過的那班地鐵上,兩個福建口音的老人搭訕一個東北口音的小夥子,前者是前來探親的老人,而後者是從深圳來這裡“掃貨”的深漂。

沒有什麼比這個場景更能說明問題的了──深圳機場連接著中國廣闊的腹地,對這些來自內地的遊客來說,深圳和香港的唯一區別可能只是機票價格上的幾百元差距;而對於生活在深圳的人來說,香港就是個巨大的購物超市,與其說關口通向的是香港,不如說是通向新城市廣場、又一城和海港城等大大小小的連接著地鐵站的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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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對深圳了解麼?如果見過早上十點之前的上水,那答案一定不是否定的。那些拖著大大小小拖車,在人群中橫衝直撞的大爺大媽們,一定不覺得這不到二十分鐘的地鐵算什麼距離。在這二十分鐘的地鐵上,也有挺多用生硬的普通話大聲談生意的阿叔,如果著急了,就會蹦出“唔得既窩”的廣東腔。問過幾個香港朋友“鄉下”在哪裡,不少潮汕福建人,年關時節也要北上探親,途徑深圳,成為蔚為壯觀的春運中的一環。一條地鐵線,從日出到月落,連接著兩座城市。

所以走進教室時,培哥的問題讓我著實愣了一下──我以為老師會責怪我遲到如此之久,但是實際上,他卻驚訝于我趕回來的速度之快。“這兩個地方這麼近的嗎?”他自顧自地說了一句,然後繼續討論我們的話題。

培哥對內地不陌生。這個現在在做教書匠的中年人做《鏗鏘集》編導多年,拍攝過的不少中國內地題材的片子;89年的時候,剛剛畢業、聽著《寂寞難耐》的他還曾經站在人潮洶湧的天安門廣場上。他對班上的幾個內地生也挺照顧,講課講著,就會換上一口濃濃的“港普”問問大家聽不聽得懂。可是就是這位做了多年記者和紀錄片導演的老師,似乎也將這段近乎咫尺的路估計得過於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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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半之前,我拖著大箱子從深圳到香港,兩座城市對我而言一樣陌生而令人不安,唯一的區別就是問路的時候:過關前,人家看也不看你地用普通話說一句“直走”;過關後,人家睇都不睇你地用廣東話講一句“往前行”。對一個異鄉人而言,這兩座城市距離我的家鄉同樣千里之遙,以至於它們之間的差距都可以被我忽略不計。

到香港之後幾週的週日,我踏上了從香港開往深圳的地鐵。享受了一個月廣東話之後,過關聽到的每個字簡直都是天籟,而這些天籟還明顯地帶著南腔北調。關口兩邊一樣的嘈雜,但是到深圳關的另一邊時,我還是在心裡默唸了一聲,我回來了。

  內地生回深圳,除了吃點可口的冒牌家鄉菜,聽聽滿大街的普通話之外,實在沒別的什麼事情可做──挨着香港的這座城市,物價不低,人流挺擠,就連商場里的牌子,也實在和香港沒什麼太大區別,就連地鐵,都是有港鐵的參與而建,提示音中的女聲簡直就是港鐵提示音的胞妹所發。

即使是從城市格局上,也可以輕易地看出深圳對香港的親近。在過關時,從深圳河上遠眺,就能看出兩邊的差異。深圳的羅湖站連接著火車站和關口,傳奇的大京九從這裡穿過,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從羅湖湧出,前往深圳淘金,或者到香港探探新鮮。這裡大樓鱗次櫛比,人群川流不息,在關口的立交橋下睡著流浪漢,而幾百米之外的香格裡拉酒店門前,豪車停下又開走。

 

香港這邊,隔著幾十米的深圳河,就是一片青蔥。從上水站到羅湖站,也就是地鐵接近關口的最後兩站,中間差的路程有近十分鐘之久,窗外能看見大片的郊野、水塘,偶爾有小片的居民區和閣樓出現,東北部的香港,已經是農田的分佈區。這座本來就狹小的城市,在中環蓋起了直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唐樓和房塞滿了掙扎於生活的人,而在北面,接著深圳的地方,則有如此大片的空白,像一個謹慎的眼神,審視著深圳河另一邊的繁華。

要說過關的時候還正常,那麼下了地鐵,在去火鍋店的路上,事情就變得有點詭異了。街道上的行人越走越少,汽車更是不見蹤影,路邊商店全部管著門,地面上堆積這不少垃圾。走了十分鐘左右,隱隱能聽見遠處的喊叫聲:那段時間正值中日因釣魚島事件交惡,大小城市的日產車慘遭劫難,還有車主也被株連──從古至今,株連十族至多是師生,未見過車馬和車伕居然也能算是血脈之親。

再向前就同遊行人群打了正面。整條街道完全戒嚴,車輛禁絕,商店也識趣地休了假,遊行人群擠擠挨挨地填滿了深圳寬闊的街道,不少年輕人站在路邊觀望,有幾個人爬上了垃圾桶,手中的相機不停地咔嚓咔嚓。從上午十點鐘開始的遊行到現在,有人陸續加入,又有人陸續退出,進進出出時,路邊就留下了成堆的香菸盒子和食品包裝,甚至還有不少外賣紙袋紙盒。

走了挺久,人群漸漸稀疏,但是卻聽見原處一聲聲驚呼,回頭看去,白煙泛起,人潮慢慢向後泛來。不過遊行的節奏恢復得很快,沒一會,人們就又高喊著抗日口號繼續向前了。當天晚上,回學校的火車上,我才知道那是警察在釋放催淚彈,而市民給警察的報償,是順手掀翻了警察的車。後來,聽說口號中的一部份,是在責怪當局沒有足夠強勢的外交態度,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 

 

再過一週還是兩週,某一個週五,在關於釣魚島遊行的記憶慢慢淡化後,我經過了下午時的百萬大道。這個學校的小廣場上,擠擠挨挨地不知道容納了多少穿著黑衫的年輕人,他們就那麼坐在烈日下的空地上,看著烽火臺上的人用我聽不懂的廣東話說著什麼。人很多,在附近建築物中去洗手間的人排隊都排到了樓梯口。

如果說那次運動對於當時還是粵語白癡的我來說印象不夠深刻的話,那麼幾個月之前的雨傘革命應該是最深的記憶了。在我為數不多的前往現場的經歷中,每個街角都有學生在派發黃絲帶。聽集會演講的老年人從人群中站起來,到旁邊派發食物的地方領了一份三明治,又坐回原來的地方。大媽帶著狗一起來反狼,一群黑衫年輕人驚喜地蹲下圍觀寵物。街道口,警察靠在牆上,抱臂看著人群。半月之前警察釋放了胡椒噴霧和催淚彈,人群鳥獸四散,警車靜靜停在幾條街外,除了敵意的眼光之外沒有收穫任何襲擊。

社會運動之中,人被裹挾在人群里,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就算是一個人哪怕行為上的一點衝擊,也可能引發更大的社會破壞,所以我絲毫不驚訝于深圳稀碎的櫥窗和被砸的車輛,倒是覺得香港街道上坐得整整齊齊的人群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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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想起來,倒是也有道理。從學聯罷課到重奪公民廣場,再到意料之外的佔中啟動,新聞中鮮見三子的身影,到後期,更是學生領袖在主導運動。且不說中間這些學生因為激進受了多少來自成人世界的詬病,但是這些憑著一腔熱血做事的年輕人,起碼是最願意花心思去組織整場運動,於是運動現場的“學術”氣氛非常濃厚。開課堂的上自習的,年輕人用書桌擋開了可能的喧囂,端的是佔中一景。

學生和政治,天生就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前者還沒有做過“肉食者”,也尚且沒有接受自己泯然眾人,期待理想世界;而後者則充滿了可能的陰影和權謀,兩者的衝突似乎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可是半個小時路程之隔的另一座城市,兩年前的社會運動中,喧囂的人群中沒有哪個學生團體出現,代之以一群沒有名目、不知來歷的人群在街道上呼嘯而來,得意而去。可是學生,尤其是大學生,在歷史上,不管是太學和翰林院,哪怕是在白鹿洞、嶽麓和東林,還是在五月四號和六月九號,都是社會運動的主角。現在提起學生團體,要麼是“學生會”“共青團”等充滿了老師和領導痕跡的,要麼是“支教”“實習”等完全與政治無關的──學生團體的去政治化,讓關心時事的學生很難走一起去,久而久之,自己的想法自己消化,既不能在同齡人中得到共鳴,也不能在社會行動中付諸實踐,也就自然消弭。

 

前些天,港大學生會有內地生參選,大小報紙都在高呼內地一個共青團員要來參選學生會了,香港赤化指日可待。對於一個自己能隨意宣揚政治立場的人來說,一定不能理解,所謂的“共青團員”可能意味著的,不是宣明政治立場,只能證明他的政治冷感,甚至只能證明他讀過中學──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接過那本團證,不是替誰效忠的意思,而是同接過一本學生證、一張宣傳單沒什麼區別,大多數人甚至不會翻開看其中的團規。

 

兩個城市的三次社會運動,不能盡述二者罅隙,但是我卻漸漸覺出了香港的距離感的來由。半個小時車程的地鐵,連接的不是金融之都、購物聖地和另一個活躍的新興城市,而是兩個互相打量的人群。

 

 

龐礴

龐礴

頹廢商科生,二手新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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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深圳過關雨傘運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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