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凌晨前的五分鐘》﹕行定勲導演的水土不服

[影評]《凌晨前的五分鐘》﹕行定勲導演的水土不服

文藝片這東西,對我而言從來都是一個冒險。

有像馬丁‧史高斯《純真年代》(1993)那樣被我奉為經典的;亦有像大島渚的《儀式》(1971)看完後一頭霧水;還有那種《魂斷威尼斯》(1971)似懂非懂的。無論是打開電腦抑或買票進場,文藝片與我成功溝通的可能性大若是一半一半,一半是我的偽文青症有沒有適時發作,另一半是導演有沒有跟觀眾溝通的意向。《凌晨前的五分鐘》,則屬於不太成功的溝通。

「有些可怕」﹕被構築的愛情

一對孿生姊妹各有戀人,災難過後僅有一人生還,引發了周邊的人對生還者的身份認同危機,看似親密的關係不堪一擊。私曾以為愛情若不是細水流長,便是電光火石間的異性相吸。人到中年的行定勲導演,拍過《在世界中心呼喚愛》(2004)那般描寫勇往直的愛情故事後,嘗試尋找構築愛情的另一種可能性﹕構築於身份認同的愛情。姐姐若藍和妹妹如玫(劉詩詩飾)有同樣的外表,幾乎擁有一樣的記憶(兩姊妹經常交換彼此的經歷),除了性格有些許不同之外,兩人可以說就是同一個人,甚至經常互換身份而無人發覺。電影甫開始張孝全選擇了活潑張揚的妹妹,而非溫文內向的姐姐;三浦春馬則作了相反的選擇。為何當兩人在醫院裡認定生存下來的是妹妹後,一年後又諸多懷疑而導致三個人的崩潰?

《五分鐘》的行定勲導演似乎不再相信純潔得不真實的愛情。三浦春馬對姐姐的愛建築於對方的美麗和優美的泳姿;而作為製片人天倫的張孝全則有更多現實考量和欲望。在四人聚會時妹妹那好像帶有性暗示的舞姿,隱約透露了張孝全沒有選擇姐姐的原因﹕作為當紅模特兒的妹妹更能滿足於他內心的欲望。但當一年後三浦春馬前往探望生還的妹妹時,妹妹卻好像吸收了姐姐的封閉內向,性吸引力竟消褪許多。實際上對姐姐亦有情意的張孝全,也就困在希望姐姐生還的渴望以及失去妹妹的矛盾之間,將一切諉過於妻子後便離場。三浦春馬的角色阿良看似單純的愛慕姐姐,卻也接受過妹妹的誘惑,並對生還者多番試探。只是他不同於作為丈夫的張孝全,要承受發聲(voice)和離場(exit)的巨大代價(比如離婚或事業上的挫折),所以更能以「局外人」身份看待整件事。電影的兩段(或三段)愛情無一不是在不同的條件上構築而成,也的確如導演所說「有些可怕」。

生還者的內疚﹕沒有結局的結局

電影引起的最大熱議,是活着的到底是誰。但既然導演鐵了心不給答案,僅憑着戲裡似是而非的線索,固執於生還者的身份其實沒有多大意義。作為傳說中哲學三大難題之一的「我是誰」,能雄據難題榜多年自有其本領。自我認同有着外來世界套在我身上的各種身份和闡釋,從而有份構築對自身的認知。但當每一個人——包括本人——都無法確定自己是誰的時候,作為第三者就更難以得知了。而生還者對自己產生身份認同障礙的緣故,這次可解釋為「生還者的內疚」。這種內疚感在災難過後十分常見,受了極大精神衝擊的生還者乃至身邊的人會質問,「為甚麼活下來的不是比你/比我更優秀的某某」,從而使生還者承受更長期的精神痛苦。

妹妹的身份認同危機不僅僅是因為兩人太過相似,更可能是妹妹與她身邊的人都懷着同樣的質疑,妹妹便曾質問父親﹕「你是不是更希望活着的是若藍?」看似親密的兩姊妹有着深深的裂縫,姐姐妒忌更具吸引力的妹妹,妹妹為自己奪走姐姐愛人的不自信,在內心深處兩人大概也希望對方能消失。意外過後生還者——不管是誰——都易將這種心情轉化為更深的內疚,不自覺地吸收了另一個人的靈魂。

為何說「水土不服」?

我一直有點害怕看外國導演拍取材中國的電影,因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似乎有些「死腦筋」。跟中國一洋之隔而且文化相連的日本,有時亦不能免俗。作為行定勳導演和AMUSE(三浦春馬的經紀公司,在日本很有名氣)打入中國這個金礦的試水之作,特定將小說的場境從日本搬到上海,還屢次向阮玲玉等上海名伶致敬。只是,電影慢鏡頭(真的很慢)和定格既難以讓中國人認同導演眼中的「上海情懷」,恐怕更只會疑惑為何一個帥氣的日本小伙子會跑到上海一個小區的老店學習鐘錶製作,更看不懂小伙子和姐姐為何無緣無故就在游泳池搭上了。更嚴重的是,帶着懸疑氣息的電影標題和預告,進場後卻貨不對辦那種失落感。也許導演志不在此或有意為之(導演訪談倒是對此有解釋,說是文化理解差異的緣故),但前中段冗長的舖墊的確使電影的重心——雙胞胎的身份懷疑——得不到彰顯,恬靜的燈光和意境卻配上疏落的劇情,造就了我和導演之間的溝通困難。

以劉詩詩作為女主角不能說失敗,因為她的確以擁有「從小說走出來的女主角」氣質聞名,略帶憂鬱的雙眼與這種調子緩慢又具些許哲學意味的電影理論上是不錯的配搭。只是劉詩詩的演技一直頗具爭議,在電影上的成績並不出色。與其說她「面癱」或眼神太死,倒不如說她太過沉醉於自己的世界裡,忽略了透過銀幕與觀眾溝通的重要性。尤其是姐姐向阿良坦白自己對妹妹恨意的一場戲中,遠鏡頭定格在兩個巍然不動的演員身上,劉詩詩像跟自己對話一樣用氣弱柔絲的聲音(據說那時她在生病)唸着稍嫌蹩腳的台詞。比起感動,更多的是莫名奇妙。在電影後段角色難度加大,她的表情更趨木然,封閉在自己的表演世界裡,觀眾卻難以從她雙眼中讀出甚麼。本來就艱澀的主題配上如此艱澀的演技,電影的口碑一般也就不難理解了。

兩個男主角作為「質詢者」要生還者交代自己身份,張孝全是有名的電影演員,只是這次注定沒有太大發揮空間,除了對劉詩詩爆發那段比較有力外,其餘時間其實沒他的事兒。我有些失望的看着作為老演員的三浦春馬繼續在戲中當花瓶,其實他的電影資歷比劉詩詩深得多,也顯然比對方更撞捕捉鏡頭。但也許是語言不通關係,努力說着中文台詞的同時又顧不上表演,與劉詩詩幾近是零火花。其實對我而言,三浦已經是電影的最大看點,只要不說中文台詞時,表演還是相當自然的。

電影中劉詩詩把多出來的「五分鐘」還給三浦春馬;而我在離場時,也有點希望導演能把一半戲票錢還給我。

加譽子

加譽子

中大政政出身,深諳「飯桌上勿談政治」的重要性。土生土長港人,卻總認為自己首先是個地球人。目前致力於逃避成為「廢青」,熱愛書本和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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